李昆陵 (VC/PE,地产金融,互联网) -知投网

文化界很多人认为一切问题都是体制问题，仿佛改了体制一切都能迎刃而解。他们善良正义、嫉恶如仇，但要求农民、工人和他们拥有一样的认知，甚至要求全天下都必须这么思考问题，这完全不可能，事实往往让人寒心。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普遍不如文化界所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想该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的时候，他们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认为国民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剧烈的变革。中国*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亲属，它已经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这里就有一个鸡和蛋的问题，是先有好素质，再有好制度；还是先有好制度，再有好素质。其实这个没有疑问，在能出现好制度的时候，无论素质好坏，都应该保障好制度，因为好制度恒久远，一个永流传，制度是实在的，素质是空幻的。问题是，当好制度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到来的时候，咱不能天天期盼天上掉下来一个好制度。所以只能先从素质入手，这样一切才有开始的可能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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